公元1912年2月12日,宣统三年腊月二十五，北京城里，寒风凛冽。百姓们忙着置办年货，朝堂上却是忧心忡忡。大清王朝的最后一次朝见仪式,在养心殿里举行。当隆裕太后带着6岁的溥仪宣读完退位诏书后，声泪俱下，撕心裂肺地哭诉着：无颜见列祖列宗。是啊，从顺、康、雍、乾、嘉，到道、咸、同、光、宣十帝，共276年的国祚，就在他们孤儿寡母的手中圈上了句号，能不伤心落泪吗？这里，我所关心的是身为二品大员的会宁进士刘庆笃，当时究竟在不在朝？见证那一幕了没有？

　　当我阅完周大勇编写的《会宁进士刘庆笃》时，虽未发现任何蛛丝马迹，譬如杂记、追忆之类，但也生发了不少随想与叩问。

刘庆笃

　　一、“插天”的文笔

　　刘庆笃1870年出生在会宁县城东关，父亲为“清吏员”，他自幼聪慧，过目成诵，13岁中秀才，19岁中举人，25岁中进士。陇上名人范振绪称其为“藜阁名家，枝阳世族。初登桂籍，旋讲柳湖，待报捷南宫，遂票签于内阁，是大手笔，入小军机”。奇的是刘庆笃在中举之后的鹿鸣宴上，吟咏的“文笔插天云作篆，词澜浴日艺成龙”的联句，几乎是对自己鸿鹄之志的精准预言。这时的他，踌躇满志，豪气冲天。他成了皇帝身边的“小秘书”,整日里起草谕旨，出纳王命，不是在“文山”中，就是在“会海”里，践行着“学成文武艺，货与帝王家”的士人信条。

　　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，刘庆笃学业好、“就业”好，是典型的学霸。但从历史的角度看，无疑是正确的“废话”。这里我引用一组数据，据科举制度研究者统计，我国自隋唐开科取士以来，至少考中进士98749人，其中清代26848人。清代共开考112次（三年一次），平均每次录取进士300余人,也就是每年100人左右。甘肃在清代共中进士343人、会宁20人。掂量这些数字，就可以看出进士的“含金量”，恐怕要远胜当今的“双一流”。他们无疑是那个时代的高级精英人才，历史上许多文学家、政治家、大学者，大多是进士出身。

　　从平均每年100人的录取率，可以想象“文笔插天”，何其难也。姑且不说刘庆笃“三更灯火五更鸡”的“备考”，也无从查证他究竟有无“头悬梁，锥刺骨”的“寒窗”之苦，单就那时候赴京赶考的旅途颠沛与盘费之大，也非常人所能承受。我们从左宗棠在1873年给朝廷关于陕甘分闱的奏折中看到，甘肃府距西安“近者数百里，远者兰州以西，则三千里或四千里”“边塞路程悠远，又兼惊沙乱石，足碍驰驱，较中原行路之难，奚啻倍蓰！士人赴陕应试，非月余两月之久不达。所需车驮雇价，饮食刍秣诸费、旅费、卷费，少者数十金，多者百数十金……竟有考生不能赴乡试者，皓首穷经，一试无缘”。

　　回过头来，我们看今天的高考，考场都设在本县域之内。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乃至普及化，今非昔比，让我们感慨良多。

　　二、历史的悲悯

　　刘庆笃在求取功名的道路上，可谓是春风得意，高歌猛进，主要取决于他的“个人奋斗”。但步入社会，许多事就由不得他了。丁忧守制之后，他重返京师，正是三十而立，宏图大展时，怎奈庚子国破，八国联军进北京，慈禧、光绪一干儿人马跑到西边“打猎”去了，他也随扈而行，不离不弃。此时的种种迹象表明，大清已是风雨飘摇，而新桃换旧符，已趋定势。凭他一己之力，难挽狂澜之既倒。掌管晚清权柄47年之久的慈禧已是心殚力竭，骂名滔天。光绪的百日维新，以六君子上断头台而告终。清廷已朽，苟延残喘，四周已布满干柴，正巧遇上了武昌城里那一支枪的意外走火。终于风助火力，挽歌响起，曲终人散。

　　我们想知道的是，处在风狂雨骤的政治中枢，刘庆笃是帝党呢，还是后党？他是侍奉那个“哀其不幸，怒其不争”的皇上呢？还是效忠于那个可恨又可怜的老女人呢？

　　言说刘庆笃，这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。慈禧青年丧夫、中年丧子，晚年丧国，是大清的掘墓人，可怜又可恨。当时的外交家郭嵩焘曾用“一味蠢，一味蛮，一味诈，一味怕”的12个字，归纳了晚清外交。洋人的坚船利炮，摧枯拉朽般地击碎了“天朝上国”的梦。慈禧的宿命，应了杜牧在《阿房宫赋》中写的:“灭六国者，六国也，非秦也。族秦者，秦也，非天下也。”“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；后人哀之而不鉴之，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。”

　　慈禧的乾纲独断，导致了清廷的覆亡，也给刘庆笃的人生带来了剧烈跌宕！

　　没有叩问，就难以走进历史，就无法用历史的语境，厘清其复杂与诡异。

　　没有悲悯，历史也就没有温度，也就无法找到历史与我们今天的关联。

　　生逢辛亥，刘庆笃的“命运交响曲”在42岁画上了一个休止符。如果没有那一声枪响，以他的二品之衔，若能外放湖广、两广等地历练历练，这个年纪正是修齐治平的黄金期。然而，历史是没有“如果”的！

　　让人心生疑问的是“刘庆笃年谱”里显示，他是1914年才回到会宁的。那么，从1911年到1914年的3年，他逗留京城，又在干什么呢？

　　大勇的文字里，语焉不详。

　　由于民初的当权者大都在前朝供过职，与进士阶层属于旧雨新知，他们对科举出身的人员比较平和友好，只要稍稍运作，还是能谋到一份差事的。

　　三年的盘桓与滞留，刘庆笃是难舍难分？还是在寻寻觅觅呢?

　　让我们将镜头拉回到那些年的北京城:袁世凯、段祺瑞、张勋、徐世昌……一个个政治狂人，把时局整得很乱，把水搅得很浑。从皖系、到直系、奉系，像走马灯似的，不停地换“马甲”，真正是“你方唱罢我登场”:狠人上场，猛人翻车，愚人出局，高手登台。时不时地，还有革命党人行刺的夜半枪声。

　　当然了，作为那个时代科举出身的知识分子，都面临一场艰难的抉择，是“一臣不事二主”，还是顺时应变，再显身手呢？